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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70年十人談(筆會)
2019年10月05日 09:30 來源:《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年第3期 作者:張應強 鄔大光 字號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內容摘要: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在國家層面的思想上體現出從以政治建設為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終指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特征。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作者簡介:

    特約主持人:張應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語: 70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等教育走過了一條非同尋常的發展道路。從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到60年代初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文化大革命”10年的陷落到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從80年代的“改革和開放”到如今的世界最大高等教育規模:這其中,既有驕人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也有曲折的經歷和令人遺憾的失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在本期《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特開辟“中國高等教育70年十人談”專欄,邀請我國十位知名高等教育學學者,從不同角度暢談中國高等教育的70年。回顧過去,總結得失,展望未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鑒往知來,我們只有真切地了解我們是如何一路走來,我們才能更明確地看準我們將走向何方!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摘要: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在國家層面的思想上體現出從以政治建設為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終指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特征;在大學和政府關系上表現為自主性從失落到逐漸回歸;在高校內部管理模式上從管理向治理轉變。吸取70年的經驗教訓,未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需注意以下方面:走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重藩籬,提升自身的成熟度和主體性;扎根中國大地,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優秀文化傳統的現代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加快推進大學校長專業化進程,實現“教育家辦學”;繼續探索較為理想和具有示范效應的院系設置模式;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還要支持和鼓勵地方高水平大學的發展,注意淡化“排名”和“一流”在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最終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從以國家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

——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變

張應強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對高等教育思想的兩種理解

  討論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變,首先面臨一個前提性問題:國家有高等教育思想嗎?

  一般說來,思想是人的思想,思想具有屬人性。因此,我們常常研究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馬克思、孔子、康德、杜威的教育思想等;也研究教育學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夸美紐斯、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學思想等,還研究存在主義、永恒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教育思想和理論流派的教育思想。毋庸置疑,這些都是研究人的教育思想的。但這種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立足學科或者學術領域來研究的,因此可以稱為教育學術思想研究,其在高等教育領域表現為高等教育學術思想研究。那么,國家是否有高等教育思想?如何理解國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呢?

  教育是一個多義性概念。在現代社會,教育已經成為國家的一項社會事業。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化以后,教育的社會事業特性得到極大凸顯。潘懋元先生正是根據現代教育的這一特點,提出了教育的內外部關系規律。特別是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揭示了作為一項社會事業的教育,其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關系。因此,教育思想也就不只是人(思想家、教育學家、學者)的教育思想,還有國家層面的教育事業發展思想。進一步考察還可以發現,凡是與國家事業和意識形態高度相關的學科領域,都會有學者層面的學術思想和國家層面的發展思想。如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新聞學等大概屬于社會科學一類的學科,都兼具學者層面的學術思想和國家層面的發展思想。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則主要以學者的學術思想及其學派思想為主。教育學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雙重特性,因此,在教育思想領域,既有學者層面的教育思想,也有國家層面的教育思想。并且相較于其他學科領域,這種兼具學者的教育思想和國家教育思想的特點尤為突出。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宏觀上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主要回答為什么發展高等教育(發展目的)、發展什么樣的高等教育(發展目標)、怎樣發展高等教育(發展方法論)等問題;二是微觀上的人才培養思想,主要回答培養什么人(培養目標)、怎樣培養人(培養方法)、為誰培養人(培養目的)等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特殊起源,決定了國家高等教育思想的優先性。從現代化角度來看,我國自1840年之后所采取的是一種后發趕超型現代化模式。高等教育現代化并不止于發展知識和培養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富國強兵、抵御外侮、振興國家,以應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派遣留學生、書院改學堂、興辦洋務學堂、建立近代師范教育體系等,都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指導之下的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現代化行動。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高等教育要實現趕超,必須有統一和堅強的國家意志以及強有力的政府來凝聚全民族的共識和力量。另外,我國具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傳統,歷來高度重視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因此,我國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總是具有某種優先性。這與早發內生型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學者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與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可以相互支持和相互轉化的。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確立就吸收了學術界的高等教育思想。恢復高考制度、“重中之重”建言、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建設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大眾化、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等,這些都是首先在高等教育學術領域產生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最終轉化和上升為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7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三個階段及其特征

  對歷史階段的劃分及其特征的概括總是涉及方法論問題。歷史階段首先是一個時間性概念,但時間有物理時間與文化心理時間之分,物理時間是普遍性的,而文化心理時間是有文化差異性的。因此,時間往往具有很強的文化價值性甚至政治性意義。而對于不同歷史階段特征的概括,涂又光先生所采取的方法論給我們以重要啟示。他在論述中國文明時說:中國的文明,自上古直到19世紀末為人文階段,20世紀為科技階段。這兩個階段都各自同時存在人文與科技,只是在人文階段重人文輕科技,在科技階段重科技輕人文。現在正在邁入人文與科技統一的新階段。[1]這就是說,對70年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階段劃分和特征概括,必須在各階段最典型特征的基礎上做出概括,而各具體階段的特征往往也會包含其他階段的某些特征。基于這種啟示,我把70年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并概括其典型特征。

  1.以政治建設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1949—1977年)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根據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方針,新中國高等教育在改造舊大學、關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在對三年來高等教育改革進行總結時說:“高等學校的制度有兩點重大的改革:一是高等學校的大門,真正為廣大勞動人民打開;二是明確了專業教育的重要地位。[2]我們學習蘇聯高等教育模式,但不久之后蘇聯模式受到批判。其中的原因在于“人們擔心這一高等教育體系會形成一個高度科層化、等級化的系統,在中國形成新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進而形成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這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是嚴重沖突的”[3]。在放棄蘇聯模式之后,我國在重新選擇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過程中,產生了“兩種教育制度”與“五七模式”的激烈沖突,最后確立了高等教育“五七模式”。即所有教育都要走“五七道路”,所有學校乃至整個社會都變成亦工亦農、學文學軍的“五七公社”。[4]而“兩種教育制度”之所以受到激烈批判,原因在于人們認為它是資本主義“雙軌制”的翻版,使勞動人民子女只能享受到有限的、低層次的實用教育。

  從1958年開始,我國先后掀起了三次“教育革命”浪潮,“教育革命”的目的,在于試圖打破蘇聯模式所強調的正規化、專門化和制度化傳統,嘗試建立起一種革命化、勞動化、大眾化的教育制度。[4]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5]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七·二一”指示中強調:“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6]當時在高等教育領域推行和倡導的朝陽農學院經驗、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經驗,都充分體現了“革命教育模式”的韻味。“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取消了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后來采取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制度。

  由此可見,新中國前期的大約30年,受到當時國際國內復雜政治形勢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思想主要是以政治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甚至還出現了高等教育極端政治化的思想。

  2.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1978—2011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時代。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兩大主題,國際競爭從冷戰時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之爭轉變為科技和經濟實力競爭。發展高等教育的意義已經從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教育轉變為發展現代科技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高等教育發展觀成為主流發展觀。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思想,做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在學術界關于教育本質的大討論中,教育的生產力屬性也凸顯出來。

  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任務,要求我們不但必須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現有人才,而且必須極大地提高全黨對教育工作的認識,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為20世紀90年代以至21世紀初葉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規模地準備新的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各級各類人才。[7]199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將科教興國戰略作為國家戰略。該決定指出:“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實現生產力轉化的能力。”由此,“雙優先”發展思想(國家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優先滿足國家發展需要)[8]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思想。

  3.以人民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2012年以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九大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因此,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思想的核心,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高等教育發展目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把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教育的重要使命”[9]。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將建設教育強國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程,要求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高等教育發展方面,國務院發布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從“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的戰略高度,對“雙一流”建設進行部署,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這表明,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的目的,是要“以教強國”,通過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高等教育發展目標:高等教育要努力實現“四個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要同我國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10]習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描繪了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和發展目標。為人民服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根本性目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對高等教育發展目標提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要求,因此,必須堅持黨對高等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集中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核心是提升經濟和科技競爭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3)高等教育發展方法論: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立足中國大地辦大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扎實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11],“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12],必須“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13]。我認為,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具有兩重含義:一是立足中國國情和文化教育傳統辦大學;二是辦中國的大學,而不是辦在中國的大學。

  第一,目前我國最大的國情就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段時間以來,“國情論”成為重要話題,但要避免從消極方面去理解中國國情,把國情理解為“四個自信”的包袱的傾向。立足中國國情發展高等教育,就是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扎實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立足中國文化教育傳統辦大學,就是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習總書記強調:“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14]我國文化教育傳統的精髓在于立德樹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文以載道、人文教化的道德教育,通過人文教化的道德教育和反思內省、躬身踐履方式來培養具有君子理想人格和崇高道德境界的德性完滿的人。[15]延續千余年的我國古代書院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品德,師生“以道相交,合志同方”,共同探討和體驗道德生活,推崇修己至誠之道。[16]在全球化時代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共同遺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越來越彰顯出鮮明和突出的時代價值。[15]

  第二,立足中國大地辦大學,必須辦中國的大學,而不是辦在中國的大學。涂又光先生指出:沒有中國文明特色的大學,只算是“在”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of China)。[1]立足中國大地辦大學,必須遵循辦大學的共同規律,吸納辦大學的國際先進經驗,但必須辦中國特色的大學,辦中國的大學,辦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的大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辦學方向,遵循政治性原則與科學性原則辯證統一、有機結合的方法論原則來辦好中國特色的大學。

  注:本文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自選項目(中宣干字〔2016〕133號)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姓名:張應強 鄔大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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