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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轉型:中國基層治理四十年
2019年10月05日 09:27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周慶智 字號
關鍵詞:中國基層治理;公共性社會關系;改革與轉型

內容摘要:以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的變化為觀察和分析視角,從三個制度維度即社會組織結構、社會聯系方式、國家與社會關系,闡釋從單位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進入公共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所發生的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遷.

關鍵詞:中國基層治理;公共性社會關系;改革與轉型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周慶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關鍵詞:中國基層治理;公共性社會關系;改革與轉型

  內容提要:以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的變化為觀察和分析視角,從三個制度維度即社會組織結構、社會聯系方式、國家與社會關系,闡釋從單位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進入公共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所發生的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遷,涉及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等領域的主體型構及其功能界分,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是重構基層公共性社會關系,由此可以明辨中國基層治理四十年改革和轉型的歷史基礎和現實發展條件。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基層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從過去單位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進入現在公共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之前的治理體系——“行政單位”體制已解體,個體進入異質化、契約化和多元化的社會秩序形態當中。在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發生變化的條件下,中國基層治理的改革和轉型涉及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等領域的主體型構及其功能界分,因此,傳統的治理結構和治理觀念體系既是中國基層治理一系列改革的對象,同時也是中國基層治理實現轉型展開于其中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社會發展條件。

  一、中國基層治理改革和轉型的觀察視角

  以何種觀察和解釋視角,來梳理和分析中國基層治理四十年的改革與轉型,主要取決于研究者的學科背景、分析理路和敘述方式。以此觀之,主流的觀察和解釋視角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一種是政治學的視角,即主要從黨政體制的改革角度,將觀察視角放置于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上,比如以黨的建設、基層民主、協商民主、政治監督、責任政府、公共服務、公共政策等重要政治領域的改革,來說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民主治理的變化與進步;或者基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理論和中國的國情,來分析解釋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含義。①一種是社會學的視角,即從社會學的社會成員組成關系變化,來解釋基層治理領域發生的結構性改變,比如從影響人們的生存利益的社會組織結構三種方式:構造成員身份(membership)——個體是否被納入團體成為其中一員;組織囊括(organizationincludes)——個體是否擁有責任組織;結構可及性(structural access)——個體是否可能接近公共體制,影響政策并依靠其生存,來闡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發生的結構性變化。②再比如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以政府與社會的“雙向運動”模式來解釋中國社會治理的創新探索和實踐經驗。③再有一種是從組織學(包括組織社會學)或行政學的視角,比如從縱向的央地關系和橫向的地方競爭兩個視角解析中國政府治理的傳統特征、組織邏輯以及演化進程,來梳理改革開放以來傳統政府治理模式經歷的傳承與改造,④等等。

  對中國基層治理四十年的概括和總結,需要從基層社會的立場出發,從基層社會結構性關系的變遷出發,如此才能展開對中國基層治理的整體性梳理、闡釋和分析。因為,一方面,中國基層治理改革和轉型面對的所有問題無不是以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的變化為中心而展開的,事實上,中國基層治理四十年的變化,核心議題都發生在公共性社會關系領域當中。另一方面,治理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尤其近二十年來,基層治理已經成為眾多學科、眾多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盡管上述的觀察和解釋視角富有價值亦不乏深刻,都是對中國基層治理改革和轉型進行觀察和分析的必需參考維度,但只反映了中國基層治理變革的某一層面或某些側面,也就是說上述觀察和解釋視角只是中國基層公共性社會關系不同側面或維度的展開形式而已。

  公共性社會關系是指公共領域中個體與公共體制之間的社會關系。換言之,所謂公共性社會關系是指社會成員體系的組織方式和聯結關系,它是個體與公共組織(政府)之間發生聯系的基本形式,它的本質特征是公共規則/規范的性質規定和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或契約關系。公共性社會關系在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都存在,但兩者的根本性區別是在關系性質上,比如,傳統的公共性社會關系建立在權力支配原則上,現代的公共性社會關系建立在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的法律保障上。公共性社會關系的組織特征就是社會組織化結構形式——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聯系方式,比如,改革開放前,是單位體制的社會組織化結構形式,在單位體制當中,社會被置于政府管控之下,其秩序的形成和維護是政府通過“行政單位”(城市是單位制,農村是人民公社體制)來實現,亦即承擔基層治理責任的組織主要不是政府,而是遍布于社會的“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由此發展出政府的“間接治理”角色以及對單位不對個人的工作方式。⑤改革開放后,市場機制的引入,推動了社會分工和利益群體多元化,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單位體制,進入公共社會的利益組織化架構當中,社會組織化結構形式發生了變化,新的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成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它對傳統政府治理的意義或對個體與公共體制關系的意義就在于“在社會成員中確立公民(身份)、公共關系(公民之關聯、公民與公共組織之關聯)以及公共規則,是公共政權建設的重要任務”。⑥在上述意義上,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發生的變化涉及治理主體、公共關系、公共規則和公共權威角色在基層社會的存在基礎等方面,正因為如此,這種變化既是中國基層治理改革和轉型的背景和動力,也是中國基層治理實現轉型的社會結構性基礎條件。

  以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的變化作為中國基層治理改革和轉型的觀察和解釋視角,主要包括三個制度維度:社會組織化結構、社會聯系方式和國家與社會關系。上述制度維度可以概括和解釋以下問題:第一,從基層社會立場亦即在基層社會治理的意義體系上,來討論基層社會秩序規則和規范體系的變化。第二,觀察基層社會權威結構變化,有助于理解基層社會秩序變遷的制度結構條件、推進和限制它的各種因素以及它的發展能力和方向,其意義在于基層社會秩序的型構需要建立在傳統與現實的連續性上。第三,辨識基層權威的社會性來源,關系到國家治理的公共性和社會主體重構,關系到社會利益組織化和社會聯系方式的改變,歸根結底關系到地方社會共同體和基層社會合法性秩序建立在什么樣的規范或規則基礎之上。

作者簡介

姓名:周慶智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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