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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邊緣結構視角下的治理結構轉型
2019年09月26日 09:4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桐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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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規劃下,治理結構的轉型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命題和實踐議題。“治理結構”是治理研究中一個獨特的學術概念和分析視角,它反映的是治理單元在治理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這是一個不同于治理單元以及單元間關系的特殊分析層次。從治理結構的視角來看,由于不同的治理單元處于治理體系中的不同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治理單元的特定行為模式以及單元間的特定關系。因此,所謂治理結構的轉型就是指治理單元在治理體系中位置或布局的變動,其對整個治理體系的轉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兩次治理結構轉型 

  如果我們接受“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三階段劃分及其分析框架,那么,縱觀人類的治理歷史,人類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治理結構轉型。第一次治理結構轉型發生于從前工業社會的統治型治理轉向工業社會的管理型治理的過程中。前工業社會在總體上是一種混沌未分化的狀態,即權力、領域和組織等都還未實現現代意義上的分化,但與此同時,嚴苛的身份等級制卻為統治型治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結合混沌與等級這兩項特征,我們可以將前工業社會的治理結構稱為“立體結構”。到了工業社會,這一立體結構崩塌了,平等成為一切制度和行動的基本出發點,整個社會的治理被要求在同一個平面上展開,但就結果而言,并沒有促成真正的實質性平等,而是被結構化為一種“中心—邊緣結構”。即在工業社會的治理實踐中,少數治理單元扮演了中心角色,而大部分單元要么被排斥在治理結構之外,要么也只是一種邊緣化的存在。這就是人類所經歷的第一次治理結構轉型:從立體結構到中心—邊緣結構。 

  20世紀末以來,人類步入了后工業化進程,傳統治理模式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特征,人類開始探索治理模式的未來轉型。西方理論界和實踐界為此提出了諸多變革理論與方案,但由于其背負了太重的管理型治理的包袱,許多理論與方案實際上都只是在傳統治理模式內的小修小補,而未能實現真正的突破。而我國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在立足中國現實和研判世界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了服務型政府的理論方案,這不僅為我國的治理現代化提供了行動策略,也為全球的公共管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在從工業社會的管理型治理邁向后工業社會的服務型治理的過程中,我們同時面臨著人類第二次治理結構轉型的命題。這一轉型明確要求我們打破傳統的中心—邊緣結構,為更多的社會單元賦予治理主體的地位,讓所有治理單元在整個治理體系中共生存在,并在治理實踐中共同行動,從而展現出一種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的形態。這就是黨和政府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理論要義所在。這便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第二次治理結構轉型:從中心—邊緣結構轉向一種動態流變的網絡形態。 

  治理轉型的中心—邊緣視角 

  探索第二次治理結構轉型的前提在于深刻認識和理解傳統治理體系及其中心—邊緣結構。中國學者早在2010年就關注了這個主題,并呼吁學術界積極關注“中心—邊緣結構”的議題,深入研究“中心—邊緣結構”問題,尋求打破中心—邊緣結構的路徑,不僅應當成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題之一,而且是一個具有很大現實意義的主題。此后,國內學術界就“中心—邊緣結構”展開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僅在管理學領域,就有訾大麗與周軍的《在全球合作體系建構中消解中心—邊緣結構》、向玉瓊與馬季的《論城鄉之間的“中心—邊緣”結構及其消解》、詹國輝等人的《中心—邊緣理論與區域經濟的研究脈絡》等許多成果。這些研究為推進治理結構從中心—邊緣結構轉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提供了有價值的思考。 

  事實上,中心—邊緣結構不僅存在于國家治理或社會治理領域,更是廣泛存在于工業社會的諸多層面。這也意味著,對傳統治理模式的中心—邊緣結構的破解,不僅是一個涉及公共管理學科的簡單議題,更是一個涉及眾多領域的綜合議題。總體來看,中心—邊緣結構,作為一個分析概念、視角、框架或理論,已經在國際關系、區域發展、社會關系、組織管理、復雜系統與復雜網絡、文化哲學等眾多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闡述與應用。近年來,國內許多研究者也從各自領域探討了該議題,例如經濟學研究中樸光星的《“跨國打工者”——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心與邊緣”的聯結者》、社會學研究中王勤美的博士論文《邊緣的中心:黔東南亮江壩子的人群互動與文化權力》、文學研究中陳紅薇與王嵐的專著《中心與邊緣:當代英國戲劇家湯姆·斯托帕德》、藝術研究中李方元的《“中心”與“邊緣”:音樂知識與音樂教育中的“典范”與“非典范”?》等。這些關于“中心—邊緣”的多學科認知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進而更有效地探求破解之道。 

  中心—邊緣研究的中國優勢 

  可見,中心—邊緣的議題已經在國內學術界獲得了一定的關注度,但不得不說,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顯然,相關領域的研究在國外起步更早,并造就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者。談及中心—邊緣,人們首先會想到依附論代表人薩米爾·阿明、和平學創始人約翰·加爾通、世界體系論代表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等人。這些學者及其成果為我們研究中心—邊緣結構提供了有益素材,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正如有學者所言,“我們應當學習西方學者那種不懈地努力探索的精神,而不是把他們的研究結論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只有這樣,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才不會淪為西方理論的注腳”。作為當前國際體系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以及中國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有許多獨特的優勢。在理論方面,具有解釋力與批判力的中心—邊緣概念正是源于世界的邊緣地帶——拉美地區,但在這一概念擴散到美國后,其批判力卻被弱化了。中國學者應當努力重拾其批判力,以此來應對由西方長期把持的話語,努力構建諸如合作治理、服務型政府、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等兼具中國特色與全球視野的理論成果與實踐方案。 

  最后,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學術界,關于中心—邊緣結構的研究還遠未達到其應有的深度與廣度。許多領域的研究者都只是在表面上使用中心—邊緣的概念,而未能將其建構成一種系統的分析視角或框架,未能形成一套具有解釋力的理論,也未能就如何打破中心—邊緣結構“提出有建設性意義的解決方案”。其部分原因可以歸咎于現代社會的學科分隔,即研究者局限于自己的領域開展研究,而未能進行全局性的思考。這就再一次為我國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機遇:如果研究者能夠突破學科壁壘,聯合不同學科開展協同創新,就一定能夠形成既有中國特色又有世界影響力的理論學說。對于治理變革的未來探索,我們同樣需要多學科的聯合努力,以共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僅能有效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甚至將成為我們“對人類政治文明作出的一項重大貢獻”。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服務型政府研究所) 

作者簡介

姓名:張桐 工作單位:南京大學服務型政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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