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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
2019年10月01日 23:24 來源:《學術論壇》2019年第4期 作者:宇文利 字號

內容摘要:在新時代,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需要進一步鞏固制度基礎,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制度效能,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實踐力。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基于新中國70年艱辛探索發展而來的嶄新制度形式,是適合中國國情并被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證明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客觀制度。在歷史與實踐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繼承并堅持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方向,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使命,擁有了崇高而先進的制度基礎與日漸完備和強有力的制度體系,發揮著卓越而強大的制度效能和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穩健的基礎、超越性的價值和先進的模式而自信,因其結構的科學性、體系的包容性、實踐的革命性而自信。新中國70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提供了條件、奠定了基礎。在新時代,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需要進一步鞏固制度基礎,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制度效能,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實踐力。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制度依據;新中國70年

  作者簡介:宇文利,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障,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素,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在新中國70年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既包括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組織結構的自信,也包括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和價值功能的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形式所擁有并展現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實踐性的自信。回顧新中國70年來的歷史和實踐,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內涵與依據,既是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價值的題中之義,也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認同感和理論自信心的前提,是提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基礎。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基本定位

  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體系。人類歷史上形成并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代表了一定的組織結構和組織體系,也反映了一定的組織價值。可以說,制度是人們存在和發展的組織方式之一,也是人類活動的必然產物。生活在某一特定制度之中的人們對于該制度的信任和信賴,就是制度自信。就其基本含義而言,所謂制度自信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們(含各種政治組織)對本國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制度、體系、機制持高度認同和充分信任的思想情感與價值觀念,表現為對社會制度的自覺信賴和真實信奉。制度自信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往往是由制度給處于該制度之中的人們提供生存目標、利益福祉和精神護佑而引發,其存在和發展也與制度實踐特別是人們的制度體驗緊密相關。在一般情況下,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人們對制度創立和制度實施的過程有深刻理解和認同基礎之上的。顧名思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實的總體的社會制度的自信,是中國人對當代中國所選擇的社會制度的價值認同和實踐崇信。具體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至少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定位。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基于近代中國與世界歷史變革的國家自信

  中國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主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則是自信的對象。眾所周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憑空產生的,人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當然也不是從來就有的,更不是憑空產生的。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怎樣產生的呢?它具有什么樣的特質呢?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經說過,傳統的中國國家和社會制度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完整偉大的體制。這一體制的連續性即使是在中華文明的其他要素發生最嚴重斷裂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任何中斷”[1]。這里的制度和體制顯然是指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制度和體制,而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就中國歷史和傳統社會而言,中華文明所孕育的封建社會的制度和體制在近代革命爆發之前是綿延未絕的,展現了超越西方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和延續性。但是,當歷史車輪行進到近代,伴隨著西方工業技術和殖民主義的擴張,在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的入侵與壓迫下,近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并由此催生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質言之,由社會主義制度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演變,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自然發展,是一個具有必然性的社會歷史過程。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基于近代中國與世界歷史變革的國家自信。近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近代世界歷史格局也歷經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就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歷史變革的關系而言,中國由受西方列強奴役和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成了獨立而自由的人民民主共和國,西方壓迫東方的世界歷史也逐漸由式微轉為中斷乃至停止。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中國社會變革的延續與創新,是在中國封建社會被推翻、資產階級不能成功領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化、時代化的結果。因此可以說,對社會制度的自信是與歷史變革中中國的國家命運分不開的,也是與中國人民自身的命運分不開的。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伴隨著新中國建立和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不斷孕育的,是中國人民在目睹和體驗了中國社會由衰敗到興起的歷史過程之后而自然生發的國家自信。毫無疑問,這種國家自信的情境是近代中國與世界歷史的變革過程,其開端則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可以說,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所發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歷史吶喊,為當代中國人的國家自信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也為今天中國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奠定了國家基礎。從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國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必定是基于近代中國發展和世界歷史變革的國家自信。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是符合社會發展邏輯和實踐規律的社會自信

  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并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邏輯和人類實踐的基本規律。他們一方面指明了社會生產對于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強調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的實踐性。他們指出:“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2]“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3]結合上述基本觀點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必然是中國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社會生產及社會關系的產物,是與社會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階段相適應的制度形式,是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和建設實踐的制度形式。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也就是與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和實踐形式相吻合的社會自信,是符合該社會階段的特定社會發展邏輯和實踐規律的社會自信。

  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具有其獨特的歷史境遇和社會生態。封建時代的中國因為其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和穩固的宗教禮法秩序而得以長期延嗣,因為禮教制度而建構了穩固的社會自信,但是封建地主階級與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的矛盾也在王朝循環和皇權更迭中日積月累、愈演愈烈。從近代開始,中國社會發展的機遇遭遇了內外雙重矛盾和壓力,除去原有的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外,又增添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便由單一的內生性困局演變成了內求發展、外求生存的雙重困局,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也由發展優先轉變成為了生存優先。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中獲取民族生存此時就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由此邏輯出發,先進行社會革命的實踐,之后再進行社會生產和社會建設的實踐,這就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中先破后立、在破中立、不破不立的發展邏輯,而先進行社會革命再進行社會生產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規律。毋庸諱言,在社會轉型的動蕩和社會轉折的變奏中,人們難以獲得對過渡性社會的社會自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情境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承接了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階段,也是賡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特定社會階段。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以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為前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及其所取得的可見成就為條件,以人們業已形成的廣泛的社會認同為支撐,因而也就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贏得了中國全社會的認可,自然也就是符合社會發展邏輯和實踐規律的社會自信。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信

  馬克思認為,人是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4]。他和恩格斯同時指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5]。從這兩句話中我們不難判斷出,關乎社會制度的問題是與人的存在和發展緊密相關的政治問題。實際上,從作為社會人的角度看,社會制度問題是一個社會系統中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最重要最現實的主題,亦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解決了最深刻的政治命題與政權問題的結果,它不僅是在社會主義中國這棵大樹上結出的果實,代表了其屬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也反映了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國情,反映了當代中國致力于推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特色與政治情境。易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代表了中國既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之中,但又是不發達社會主義的客觀狀態,但在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上已經屬于社會主義。這就是關于我國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的最真實的政治狀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承認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無疑是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政治自信,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代表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信,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洽共生的關系,是難以分割開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在本質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信。筆者認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信至少包含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但其性質是社會主義,這在政治上是堅定不移、不可動搖的,表明的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其次,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當代中國最大的國情,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政治勇氣。最后,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無比光明的前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必將推動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的政治信念。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根本依據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從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到改革開放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新步伐日益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成就不斷彰顯,這就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日益增強。回顧7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之歷史途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無疑從中獲得了強大支撐和根本依據。

  (一)在繼承和發展中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歷史線索

  現代化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拐點,也是中國社會變革的趨勢。在西方工業文明強勢裹挾中被帶入近代歷史的中國,很早就有了對現代化的覺醒。但是,囿于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困境,中華民族必須先得到解放,然后方可發展;中國必須先自立,然后方可自強。20世紀20~30年代,就有人呼吁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歷史證明,國民黨不可能帶領中國人民走上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對未來走現代化道路充滿了預期。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曾經提出了“把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的目標,進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伊始就提出來現代化的命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現代化并不是西方的現代化,而是東方中國的現代化;不是東方中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而是東方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1957年3月,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場偉大的斗爭;社會主義新制度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6]。這就把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確立下來了。換言之,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確立開始,要走的就是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

  早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是站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立場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立場上繼承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歷史線索。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領導設計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三步提出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中國接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接力棒,不僅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而且要在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毫無疑問,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初期開始,一直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探索的全部過程,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線索貫穿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其目標恰恰是為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具體應用和科學表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無疑就包含在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繼承和發展中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歷史線索。

  (二)在變革和創新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實踐主題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打壓之下、遭受落敗之后而產生的強烈愿望,是百年來中國人最深沉最期盼的夢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也積極尋求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但遺憾的是,由于階級局限性,中國的資產階級無法承擔起實現民族復興的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在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肩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邁出了第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使長期遭受壓迫的中華民族終于站了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強的保障。經過新中國70年的艱辛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持續努力,中國變成了一個經濟強盛、人民生活富足的國家,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又接近了一步。邁進新時代的歷史門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在變革和創新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貫穿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主題。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實踐之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無緣無故從天上掉下來的。它脫胎于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是在糾正了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之后在改革開放中得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繼承、變革和創新,其繼承的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原則和方向,變革的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僵化理解和教條執行,創新的是社會主義的實現形式和建設方式,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第二次結合。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7]。由此可見,有民族復興這一發展目標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了實踐依歸,也就獲得了制度自信的底氣。

  (三)在鞏固和完善中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政治保障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也就沒有今日中國的一切成就和輝煌。革命戰爭年代,黨的領導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8]“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9]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領導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強保障。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時就多次強調過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10]。中國共產黨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性和優越性,這既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礎,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政治保證。

  眾所周知,中國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非一帆風順,改革開放歷程也充滿艱難險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的歷史轉折和社會轉型的關頭,無疑會遭遇各種“險灘”和“暗礁”。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阻撓、國際反動勢力的破壞,都會干擾和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在這樣的時刻,黨的領導作用就異常明顯地突出出來,加強黨的領導就變得異常迫切。而面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就更加顯著地體現在黨的堅強而有力的領導上。緣于此,習近平高度重視在鞏固和完善中加強黨的領導。他特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1]。要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通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來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特別是通過開展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等全方位建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最大優勢和本質特征得到彰顯,使黨的領導得到鞏固和完善,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獲得堅強的政治保障。

  (四)在尊重和服務中恪守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道義基礎

  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一個重要分野是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僅反映了歷史觀的差別,也反映了道德觀的差別。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不同于過去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12]。上述論述,實際上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民群眾的階級地位和利益關系劃出來一道道義的分水嶺。這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少數人利益至上的,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則需要維護多數人即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被推翻,人民群眾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歷史上首次占據了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其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尊重和服務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維護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這是社會主義制度贏得自信和發展自信的道義基礎。忽略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喪失了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道義價值,社會主義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何以存在?恪守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為其道義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時代呈現和具體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唯物史觀,認可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始終重視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始終注重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奠定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礎,人民群眾給了社會主義制度強大而鞏固的自信力量。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并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表現,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立場的表達,更是中國共產黨執行群眾路線的時代要求。可以說,正是人民群眾及其所發揮的偉大力量,才是改變歷史的力量,也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道義基礎。

  三、新時代提升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基本思路

  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新時代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習近平指出,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13]。新時代提升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需要進一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設計,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在發展中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科學性和辯證性。

  (一)進一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

  任何制度都有其賴以存在、創新和發展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亦是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基礎有兩類:一類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社會形態提供強大物質支撐的經濟基礎;另一類是為其提供思想、文化支撐的精神基礎,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社會意識形式的精神存在條件。前者具體表現為現實的經濟基礎,后者具體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歷史、文化和思想上層建筑。人們之所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扎實鞏固的上層建筑提供支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前提。

  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的過程也就是鞏固為其提供支撐的兩類基礎、發展更為完善更有創新性的社會制度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論及社會制度變革的原因時指出,新的生產力不適應舊的所有制關系時,必然產生社會制度的變化和所有制關系的變革[14]。他們強調指出,生產力是由前一代人根據自身所處的條件創立的社會形式,生產力這種既得力量不由人們自由選擇[15]。這里隱含著的就是社會制度變革需要改變的兩類基礎。為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需要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并不斷改善其生存條件,借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從歷史和傳統的社會制度中汲取有益的成分,特別是發揮好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創新中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上層建筑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鞏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就會得到提升。

  (二)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設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強大而優越的制度基礎,有先進而崇高的制度價值,有卓越而顯著的制度表達,有積極而高效的制度功能,同時它亦是處于改革和探索之中的制度,尚有待發展和待完善之處。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色鮮明而富有效率,但還不是成熟定型的,需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我們要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16]。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結合深化改革開放加大了制度治國的力度,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黨建、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進行了體制機制改革,在沒有制度的領域建立了制度,對已有制度加強制度的落實和監督,促進制度轉化為可期成果。由是觀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逐步完善,制度自信必將得到提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的完善,一方面要尊重制度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把制度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結合起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重制度所針對的國情和現實,注意制度的針對性和現實性,把其思想內容與制度實現形式、本土性與外來性有機結合起來。習近平強調:“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7]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后樂觀地認為,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在社會和經濟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即結合前工業社會傳統生活方式和近代以來西方工業方式優點又避免其缺點的中間道路,那將證明其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恰恰就是把制度的本土性和外來性有機結合起來,在汲取外來經驗的同時充分體現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發展趨勢。也恰如湯因比所預言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現出了充分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從而也成為了獨具魅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新時代中國給世界的一份有益的禮物。

  (三)進一步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

  制度效能是制度成效和功能的標志,是制度在具體化和落實過程中所能取得的價值與績效的表達。保持改革創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保證了經典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和方向,又吸取了制度探索過程中失誤的教訓和經驗,同時有條件地吸收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長處,既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具有分散開來辦具體事的彈性。改革開放40年來,依靠中國靈活而堅定的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具體步驟,既鼓勵大膽試大膽闖,又強調防范風險,摸著石頭過河。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指出:“中國彰顯優勢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中國有成為世界強國的實力。所有政府的對華政策,尤其是中國鄰國的對華政策,都已考慮到這一點。這些政府正在重新調整自己,因為它們知道如果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將承擔一定的后果。”[19]這個判斷,既暗含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肯定,又表達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的認可。

  毋庸諱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入發展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的再提高。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以及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0]。對照恩格斯的設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在所有人的工作、生活休閑和生命自由上提供保障,在人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上提供充分自由。為此,就有必要進一步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效能。首先,進行科學的制度分析,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潛力,取長避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領域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其次,狠抓制度落實。有了制度而不去落實制度,制度就是一個空架子,制度效能的生命在于制度的實化細化具體化。當前和今后很長時間,制度落實都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的關鍵。再次,加強對制度效能的檢測和反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各項制度落實得怎么樣,是否科學合理、是否準確到位,都有賴于及時有力的制度效能監督。加強對制度效能的檢測和反饋,有利于制度調整和制度更新,也有利于把握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的方向。最后,強化制度賦能。一項制度究竟能夠產生多大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與制度本身的先進性、制度價值的崇高性、制度機構體系的合理性有密切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持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積極性、先進性、科學性和卓越性,在制度落實過程中應始終注意為制度賦予新的動能,不斷注入新的能量、激發新的活力。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原則出發,結合不斷變化的世情、國情、社情和民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探尋新的能源和能量,這既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的根本途徑,也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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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 M ].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68.

  [13][1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9,8.

  [16]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 M ].北京:學習出版社,2018:25.

  [19]艾利森,布萊克威爾,溫尼,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 M ].蔣宗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82.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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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宇文利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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