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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里的微言大義
2019年09月27日 09:33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楊朝明 李文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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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的作者相傳是孔子,關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請孔子本人推薦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會推薦《春秋》。孔子說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達的微言大義,彰顯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張。

  一個時代與一部經書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秋”曾是周代各諸侯國歷史記載的代名詞。孔子根據魯國的歷史寫成《春秋》,“春秋”竟成為他記載的這個時代和這部史書共同的名字。或者說,《春秋》曾是史書的通名,后成為春秋魯國歷史的專名。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的歷史。《春秋》記涉諸侯國之間征伐、會盟、朝聘等事,還有日蝕、月蝕、星變、災害等自然現象,以及祭祀、婚喪、城筑、狩獵、土田等社會生活。它為魯國史書,卻不只寫魯國歷史,對各諸侯國多有涉及。

  春秋時期,周王室式微,諸侯國壯大,社會激烈動蕩,以血緣宗法維系的政治體制面臨重大變革,以王道傳統為核心的政治精神趨向崩潰。在孔子看來,這是一個天下無道的亂世,他周游列國,到處奔走,希望君主們為政以德,不要背離王道傳統,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愛民敬事,上下相親,社會和諧。

  但是,期愿已遠遠不足平鎮當時滔滔之天下,在“爭于氣力”的春秋之末年,其主張的“修己以安人”的內圣外王之道可以說是“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在這樣殘酷卻又無奈的現實面前,自己該何去何從?于是,他想到通過歷史的記載表達個人的政治主張,“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依據魯國的歷史資料作《春秋》,將歷史的真實記下來,寓褒貶,別善惡,以俟后人。

  是的,懲惡勸善,字字針砭,正是《春秋》的特點。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在孟子看來,《春秋》是“天子之事也”,他是在替圣王制法。孔子本人非常看重《春秋》,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以后,后人紛紛進行研究解讀,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竟形成了一門影響深遠的顯學即“《春秋》學”。人們認識到,《春秋》以寓王法,厚典、用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一部《春秋》,為后世慮,意義十分深遠。

  微言,需要“知微之顯”

  《春秋》語言簡略卻意義深奧,通過“屬辭比事”將致治之法垂于后世。《春秋》以史載經,是經世大法,昭示中華史學的莊嚴使命。《中庸》說“入德”之法要“知微之顯”,欲知大意,先明微言。

  《春秋》微言,首見言辭之微。《春秋》記事,用語謹嚴,最少1字,最多者也只有40多字。言辭簡略,卻用詞考究,咀嚼有味,褒貶善惡就在簡略的敘述之中。比如“弒”是以下犯上的專用詞,表達亂相橫生、君臣父子相殘;“奔”是逃亡的特指,可以看到流離失所,無所歸依。由君主的命運,可見一般百姓的離散;處處“攻”“伐”,可見春秋無義戰。《春秋》微言,就在這個“微”中褒善貶惡,揚善去惡,撥亂反正。這種敘事方式,被稱為“春秋筆法”,以史載經,以文載道,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春秋》微言,還見事態變化。董仲舒云:“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小過不慎,終釀大禍,以致亡家敗國。司馬遷說:“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很多災禍并非突然發生。《春秋》敘事令人洞悉原委,鑒往知來,從而防微杜漸,彰顯了禮的意義。禮深入人心,可經國濟世,讓人守正不阿,堅守信念,從而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春秋》微言,要在守常不亂。在《春秋》中,守常與權變并不矛盾,“經”與“權”是相輔相成的存在。其時措之宜,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貴在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唯有善會者才能得其大旨。胡安國稱《春秋》為“史外傳心之要典”,故先儒說經于《春秋》特為矜慎,義精仁熟者方能知其所擇。

  大義,在于觀念和價值

  任何有序的社會與文明都需要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和是非標準。《春秋》看似一家之言,實則承繼上古三代,繼往開來。其遠述堯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唯有奉行王道仁政,知榮知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方是經世大法。正如西漢司馬遷所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其唯有天下為公的格局、內圣外王的精神,才能社會和諧,人心和順,天下太平,這才是《春秋》“微言”中的“大義”。

  錢穆先生認為,《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是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人類,有世界,就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道義由自然中產生。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內。《春秋》則建立出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春秋》和合歷史自然,和合天人之際,昭示是非得失。天下國家得此大義則治,失此大義則亂。所謂“大義”者,大綱、人倫、道理、教化盡在其中,亙古不變。

  可以說,那時的諸侯國之間,唯有達成共識,遵守規則,才會和平與穩定,因此諸侯會盟就應有共同的遵循。然而,總是有背盟、叛盟者打破和諧與和睦的格局。歷史教訓也警醒著今天的世界,天下為公,四海一家,遵守公約,合作共贏,這才是大義。

  要旨,正名守分而已

  司馬遷云:“《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諸圣先哲所叮嚀者,多在警醒人們回到自己的本分,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即《大學》所云:“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人之為人,便是一個社會性的存在。“大道之行”便是“天下為公”。所謂“公”,指人的公共意識與公德意識,強調的是“人之為人”和“人之異于禽獸”的那些“禮義”,那些為人處世的那些根本原則,那些基本的人倫法則。《春秋》文字簡略,于是有了解釋《春秋》的《左氏傳》(簡稱《左傳》)以及《公羊傳》和《谷梁傳》。《公羊傳》《谷梁傳》詳其義旨,通過對《春秋》文本的解說,闡發其內涵;《左氏傳》詳其本事,通過對《春秋》史實的進一步鋪陳,彰顯其思想。更能看出《春秋》意義飽滿,內涵豐富。

  讀《春秋》,要將其置于中華道統的宏闊體系中,置于“六經之教”體系中,與《詩》《書》《禮》《樂》《易》并讀。宋儒胡安國說:“《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在他看來,六經之有《春秋》,就如法律有了斷案的準則,不學此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這個評價可以說無以復加了。讀《春秋》要把握要領,理而不亂。這個要領,應該就是正名守分,就是明是非,重人倫,敦教化。

作者簡介

姓名:楊朝明 李文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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