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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70年十人談(筆會)
2019年10月04日 07:30 來源:《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年第3期 作者:張應強 鄔大光 等 字號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內容摘要: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在國家層面的思想上體現出從以政治建設為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終指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特征;在大學和政府關系上表現為自主性從失落到逐漸回歸;在高校內部管理模式上從管理向治理轉變。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作者簡介:

  特約主持人:張應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語: 70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等教育走過了一條非同尋常的發展道路。從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到60年代初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文化大革命”10年的陷落到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從80年代的“改革和開放”到如今的世界最大高等教育規模:這其中,既有驕人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也有曲折的經歷和令人遺憾的失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在本期《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特開辟“中國高等教育70年十人談”專欄,邀請我國十位知名高等教育學學者,從不同角度暢談中國高等教育的70年。回顧過去,總結得失,展望未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鑒往知來,我們只有真切地了解我們是如何一路走來,我們才能更明確地看準我們將走向何方!  

  摘要: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在國家層面的思想上體現出從以政治建設為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終指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特征;在大學和政府關系上表現為自主性從失落到逐漸回歸;在高校內部管理模式上從管理向治理轉變。吸取70年的經驗教訓,未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需注意以下方面:走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重藩籬,提升自身的成熟度和主體性;扎根中國大地,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優秀文化傳統的現代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加快推進大學校長專業化進程,實現“教育家辦學”;繼續探索較為理想和具有示范效應的院系設置模式;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還要支持和鼓勵地方高水平大學的發展,注意淡化“排名”和“一流”在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最終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關鍵詞:高等教育發展思想;高校內部管理模式;教育家辦學;院系設置調整;“雙一流”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068(2019)03-0022-29

  DOI:10.19563/j.cnki.sdjk.2019.03.002

  從以國家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

  ——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變

  張應強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對高等教育思想的兩種理解

  討論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變,首先面臨一個前提性問題:國家有高等教育思想嗎?

  一般說來,思想是人的思想,思想具有屬人性。因此,我們常常研究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馬克思、孔子、康德、杜威的教育思想等;也研究教育學家的教育思想,如研究夸美紐斯、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學思想等,還研究存在主義、永恒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教育思想和理論流派的教育思想。毋庸置疑,這些都是研究人的教育思想的。但這種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立足學科或者學術領域來研究的,因此可以稱為教育學術思想研究,其在高等教育領域表現為高等教育學術思想研究。那么,國家是否有高等教育思想?如何理解國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呢?

  教育是一個多義性概念。在現代社會,教育已經成為國家的一項社會事業。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化以后,教育的社會事業特性得到極大凸顯。潘懋元先生正是根據現代教育的這一特點,提出了教育的內外部關系規律。特別是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揭示了作為一項社會事業的教育,其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關系。因此,教育思想也就不只是人(思想家、教育學家、學者)的教育思想,還有國家層面的教育事業發展思想。進一步考察還可以發現,凡是與國家事業和意識形態高度相關的學科領域,都會有學者層面的學術思想和國家層面的發展思想。如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新聞學等大概屬于社會科學一類的學科,都兼具學者層面的學術思想和國家層面的發展思想。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則主要以學者的學術思想及其學派思想為主。教育學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雙重特性,因此,在教育思想領域,既有學者層面的教育思想,也有國家層面的教育思想。并且相較于其他學科領域,這種兼具學者的教育思想和國家教育思想的特點尤為突出。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宏觀上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主要回答為什么發展高等教育(發展目的)、發展什么樣的高等教育(發展目標)、怎樣發展高等教育(發展方法論)等問題;二是微觀上的人才培養思想,主要回答培養什么人(培養目標)、怎樣培養人(培養方法)、為誰培養人(培養目的)等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特殊起源,決定了國家高等教育思想的優先性。從現代化角度來看,我國自1840年之后所采取的是一種后發趕超型現代化模式。高等教育現代化并不止于發展知識和培養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富國強兵、抵御外侮、振興國家,以應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派遣留學生、書院改學堂、興辦洋務學堂、建立近代師范教育體系等,都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指導之下的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現代化行動。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高等教育要實現趕超,必須有統一和堅強的國家意志以及強有力的政府來凝聚全民族的共識和力量。另外,我國具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傳統,歷來高度重視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因此,我國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總是具有某種優先性。這與早發內生型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學者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與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可以相互支持和相互轉化的。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思想的確立就吸收了學術界的高等教育思想。恢復高考制度、“重中之重”建言、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建設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大眾化、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等,這些都是首先在高等教育學術領域產生的高等教育發展思想,最終轉化和上升為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二、7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三個階段及其特征

  對歷史階段的劃分及其特征的概括總是涉及方法論問題。歷史階段首先是一個時間性概念,但時間有物理時間與文化心理時間之分,物理時間是普遍性的,而文化心理時間是有文化差異性的。因此,時間往往具有很強的文化價值性甚至政治性意義。而對于不同歷史階段特征的概括,涂又光先生所采取的方法論給我們以重要啟示。他在論述中國文明時說:中國的文明,自上古直到19世紀末為人文階段,20世紀為科技階段。這兩個階段都各自同時存在人文與科技,只是在人文階段重人文輕科技,在科技階段重科技輕人文。現在正在邁入人文與科技統一的新階段。[1]這就是說,對70年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階段劃分和特征概括,必須在各階段最典型特征的基礎上做出概括,而各具體階段的特征往往也會包含其他階段的某些特征。基于這種啟示,我把70年中國高等教育思想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并概括其典型特征。

作者簡介

姓名:張應強 鄔大光 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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