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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競爭的知識儲備轉換
2019年10月04日 22: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吳澤林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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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的發展有三大支柱,其一是物質力量的發展,其二是制度能力的發展,其三是知識體系的發展。對中國來說,在物質力量方面,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使當前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中國仍然保持高質量的中高速增長,努力把發展勢頭保持下去。就制度能力而言,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展現出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治理理念的效率和優越性。就知識體系而言,大國所擁有的知識儲備是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和關鍵支撐。然而,目前支撐國家發展的知識儲備仍然沒有趕上物質力量和制度能力的發展,不少學科的研究在反映和支撐實踐方面的工作還不夠。在學術話語權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知識體系仍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從學術概念上來說,世界各國經常存在同“名”異“義”和同“義”異“名”的現象。同“名”異“義”即各國使用同樣的概念,表達的意思卻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合法性”、“法律”、“關系”、“自由”、“國家”、“經濟”等,對于這些概念,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但在實際發展中,中國學者逐漸接受了西方國家對于許多概念的理解,很多社會科學教科書對概念的界定總是首先出現西方國家的理解,然后才是中國學者的理解。在學術或政策研究中,如果不自覺地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理解,不自覺地用西方國家對某一概念的理解來對照中國,有時容易使概念與中國的實踐發生脫節,產生對中國實踐的茫然與困惑,甚至是對中國實踐的懷疑或否定。與此同時,各國之間也經常存在同“義”異“名”的現象,即各國使用不同的概念來表達相近的意思,比如,中國的“關系”和西方的“非正式制度”、“網絡”等。如果不能把握不同國家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實質,而僅僅關注各國的“名”的不同,有時則會陷入“西方有,而我們沒有,我們應該有;西方沒有,而我們有,我們不應該有”的認知困境,例如,西方國家沒有宣傳部門就認為西方國家沒有宣傳機器;一些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薄弱,就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國有企業等。在同“名”時被西方國家的“義”牽著鼻子走,或者不能理解中西方擁有同“義”而只是異“名”的現象,均會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概念層面首先就被西方國家的構建所主導。

  知識體系與國家發展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論解釋實踐。改革開放后,中國大規模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體系,不少學者對自身專業的西方知識體系了然于心、耳濡目染。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穩步推進,中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及具體實踐經常首先或習慣于被西方的既有概念和理論來闡釋,而西方對中國研究提出的概念和理論往往主要基于對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歷史觀察,套用在對中國的分析上難免有失偏頗或發生錯誤。比如,將中國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用“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闡釋“一帶一路”倡議;認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就是西方的供給學派等。在很多時候,中國的實踐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樣,處于被解釋、被解讀和被闡釋的地位,被動成為知識的接受者、消費者而非生產者,這歸根結底在于西方強大的學術話語權。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應當來說,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中國應當最有發言權。中國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一方面要加強話語能力的把握,另一方面必須建立起符合中國實情的知識體系,構建起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范式。在這里,首先要做的是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論,或將其與西方概念和理論中的合理成分進行融合來闡釋自己的本土實踐。在這方面,已經有不少學者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比如,用“差序格局”闡釋中國社會親疏遠近的人際關系格局;用“無外”來闡釋中國的世界秩序觀;提出“關系選擇”假設以補充“理性選擇”假設;用“互聯互通”解讀亞洲區域合作;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代替“中美協調”、“中美共治”等。而更進一步地,中國學者應積極地以自己提出的概念和理論來闡釋其他國家的實踐,這是提升大國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路徑,即當前中國要做的不僅是建立話語知識體系,更要善于轉換話語知識體系,比如,用“互聯互通”而非“一體化”來闡釋歐洲的區域合作;用“供給側改革”而非供給學派的理論來闡釋發達國家的改革進程;用“有效性政府”而非“選舉授權”來解讀發達國家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集合高校或企業的力量出版以中國高校或企業冠名的(區域)國別史或商業史,等等。

  未來的國際競爭不僅在經濟和科技等物質層面以及制度能力層面,也在于是否擁有更具解釋力、兼具自身特色和世界意義的知識儲備,這些知識儲備既融入了各國現有的先進研究成果,也對各國具體實踐進行“接地氣”地理論化后展現出更大的包容性。中國國際競爭的知識儲備轉換在于,在學術上,中國的知識體系從主要受發達國家地方性知識的影響,逐漸轉變為依托以本體論創新為基礎的自身概念和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創新,以解讀中國的具體實踐,并且進一步嘗試通過理論與各國實情的融合闡釋其他國家實踐,使中國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更具包容性地走向國際化。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課題項目:本文是復旦發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項目《中美關系與朝鮮半島問題研究》(項目編號:FDZMHX1806)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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