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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70年來元代法律史研究成果豐碩
2019年09月23日 10: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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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統一全國的王朝,法律制度既繼承了中國歷代法律傳統,又因時制宜,有所創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元代法律史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先后出版《中國法制通史·元代卷》等專著。其中,法律文本的整理、立法制度、司法審判與刑罰制度等方面的成果尤為突出。 

  對法律文本進行整理 

  研究法律史,必須立足于法律文獻。元代法律典籍流傳至今的仍有不少。《元典章》因卷帙龐大、內容豐富,很早就引起學界重視。長期以來,學界能利用的僅為錯誤百出的“沈刻本”,民國時期雖已在故宮發現元刻本,且有1931年陳垣據以成書的《元典章校補》及《釋例》,但仍不足以取代元刻本。1972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將元刻本影印出版,學界方得窺見元刻本全貌。此后,學界開始在元刻本的基礎上對《元典章》進行校勘整理。2011年,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陳高華主持的《元典章》點校本。2016年,臺北也出版了洪金富校訂本。兩書的出版,極大地方便了學界對《元典章》的利用。 

  《通制條格》指元代官方法律匯編《大元通制》的條格,民國時期發現了明抄本殘卷,后于1930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黃時鑒點校本。在此基礎上,2000年法律出版社又出版了郭成偉點校本。200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則是迄今最好的整理本,書中含有大量注釋,或征引相關文獻,或解釋相關名詞,非常便于參考利用。 

  《至正條格》為元代后期頒布的另一部法律匯編。此書曾被《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條格部分,但列入存目。長期以來,學界一直以為此書已失傳。21世紀初,此書斷例與條格殘卷各一冊在韓國慶州被發現,引起轟動。2007年,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正式出版《至正條格》影印本與校訂本。《至正條格》的再發現,填補了元代中后期法律史的空白。國內學界反應迅速,第二年即刊出張帆《評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至正條格〉校注本》(《文史》2008年第1期)、陳高華《〈至正條格·條格〉初探》(《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論文,2010年南京大學為此專門召開了學術研討會。近年來,學界對《至正條格》的關注熱度仍不減,出版了宋國華《元代法制變遷研究:以〈通制條格〉和〈至正條格〉為比較的考察》(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等論著。 

  立法制度研究不斷深入 

  1949年前,元代立法史的研究較少,僅有翁獨健《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燕京社會科學》1948年第1期)等少數介紹性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元代立法制度的討論開始不斷深入。 

  元代法律體系較為龐雜,經歷了從援用金律到獨立發展的一個過程。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元史論叢》第3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指出,元朝刑法體系的建立過程大致可分三個階段:1260年以前、1260—1271年、1271—1302年。第一階段紊亂不一,但基于金代法制影響,司法實踐已逐漸產生統一中原漢地刑法的潛在趨勢。第二階段基本上用金《泰和律》定罪,但在量刑時加以折代,在此基礎上積累起來的斷例,逐漸形成一個附著于《泰和律》的新刑法體系雛形,同時為其從《泰和律》獨立出來準備了基礎。第三階段以元朝于1271年禁行《泰和律》為起點,到1302年《強竊盜賊通例》公布,獨立的元朝刑法體系最終確立。 

  《大元通制》因“斷例”部分已失傳,曾引起一些學者關注。黃時鑒《〈大元通制〉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認為,《大元通制》是中國法律編纂史上一部完整而系統的法典,其中的“斷例”即成律,而且“斷例”分名例等12篇,正是以《唐律》為范式的。方齡貴《〈通制條格〉新探》(《歷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有類似看法。不過,上述觀點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殷嘯虎《論〈大元通制〉“斷例”的性質及其影響——兼與黃時鑒先生商榷》(《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認為,《大元通制》的“斷例”就其性質與內容而言,是在吸收、借鑒傳統立法經驗與成果的基礎上,將那些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判例和事例以及通則性的規定,按照舊律的體例進行匯編整理而成的,從法律形式與內容來看,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的結合。劉曉《〈大元通制〉斷例小考》(《法律史研究》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則檢出兩則散佚的《大元通制》“斷例”,以實例佐證了殷嘯虎的觀點。近年來,隨著《至正條格》“斷例”殘卷的發現,上述爭議應該說已塵埃落定。有關《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的編纂特點及性質,劉曉《〈大元通制〉到〈至正條格〉:論元代的法典編纂體系》(《文史哲》2012年第1期)指出,二者作為元朝官方頒布的法律匯編,均是在傳統律令法典框架下,將歷年頒布的例以“斷例”與“條格”的分類重新加以整合而成。 

  元代法律形式種類繁多,對其歸納總結很有必要。吳海航討論了其中的條畫與斷例(《元代條畫與斷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胡興東考察了元代的“例”與“令”(《元代例考——以〈元典章〉為中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元朝令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以上對元代法律形式的研究可圈可點,雖然尚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但無疑推動了相關研究走向深入。此外,《大元通制》與《至正條格》大量收錄判例,是元代立法制度最鮮明的特點。元朝判例多由省部在司法審判中創制,經“通行定奪”后頒行全國。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運作機制研究:以元朝和清朝為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是這方面一部較重要的著作,有利于糾正中國古代無判例法的認識誤區。 

  司法制度研究日益深化 

  元代司法制度有許多獨特之處,如不設大理寺,使得刑部的重要地位凸顯,大宗正府對司法審判的介入,各從本俗法導致“約會制”在司法審判中普遍實行等。有關元代司法審判的綜論性論文目前已有很多,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高華《元朝的審判機構和審判程序》(《東方學報》京都第66冊,1994年),提出了許多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如“五府官”、行省理問所等,認為元代的審判程序與前代基本一致,但一些具體環節有所變化。雖然元朝有關審判程序的規定非常嚴密,但并未得到嚴格執行,存在許多嚴重弊病,如冤假錯案極多,各類案件久拖不決等。造成這些弊病的原因主要是官吏素質太差、立法工作極其混亂,使元朝各級官府審判工作受到了巨大干擾,加劇了社會矛盾。元代獄制,也非常有特點。例如,地方各級監獄直隸于監察部門,而非地方行政機構。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劉曉《元代監獄制度研究》(《元史論叢》第7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元代刑罰體系繼承了傳統五刑制度,但有不少創新。其中以流刑及其相關刑罰——遷移、出軍的研究最為集中,主要研究者有馮修青、陳高華與吳艷紅等(《元朝的流放刑》,《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元代的流刑和遷移法》,《祝賀楊志玖教授八十壽辰中國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關于元代出軍的兩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姚大力、郭曉航《金泰和律徒刑附加決杖考——附論元初的刑政》(《復旦學報》1999年第4期),認為決杖在金代是作為徒刑的附加刑,而不是作為替代刑使用,元初斷例中法司所擬“合徒若干年,決杖若干”并非是對徒刑的減半折杖,而是主刑與附加刑的關系。以往學者在論及元代刑罰制度時,多強調其殘酷性。趙文坦《元代刑法輕重考辨》(《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2期)通過比較唐、宋、元三朝的法律規定,認為無論是法定量刑,還是法外酷刑,這種看法不切合實際。 

  元代法律史研究成績斐然,取得了不少進步,但也有不少缺憾。首先,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史學界與法學界的對話目前還很少,不少研究重復甚至出現退步的跡象。其次,元代法律作為中國法律發展史的重要一環,缺乏比較研究性的著作。因此,對元代法律進行前后通貫式的比較研究,不僅有必要,而且大有可為。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 

作者簡介

姓名:劉曉 工作單位: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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